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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敢走近他们，只能远远地观望。1854年2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星期一，时年44岁的罗伯特·舒曼（1810-1856）身着绣有花朵的长袍礼服，从杜塞尔多夫的喧闹街道走到了镇上那座古老的桥边，纵身跳进了涨溢的莱茵河。这位音乐家立刻被捞了上来。人们认出了他，诚惶诚恐地把他送回了家。他的妻子克拉拉（1819-1896）帮他擦干了身上的水，安顿他上了床。那个时候，克拉拉正怀着他们的第八个孩子，而且即将生产。克拉拉坚持不肯离去，连续在他身边守了16天。这之后，医生们警告说舒曼可能会伤害她，而舒曼也最终同意到恩德尼希（在波恩附近）的一家疗养院去接受治疗。两年之后，精神病、三期梅毒以及用以治病的大量水银夺去了舒曼的生命。葬礼在波恩举行，人们蜂拥而至，“如同获悉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曾受舒曼奖掖的后进、克拉拉的长期密友约翰尼斯·勃拉姆斯主持了葬礼。
这是欧洲文化的一个转折时刻，它象征着浪漫天真时代的结束。同一年，亨利希·海涅也因同样的原因离开了人世，为这个时代的悲剧性加上了注脚。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舒曼都是个淳朴的林地少年，被四处伸展的铁路以及无法遏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惊得目瞪口呆。他曾经像中世纪的求爱者一样向童年时代的克拉拉求爱，并不顾她父亲（也是他自己的钢琴教师）的反对，等到她成年就娶了她。克拉拉后来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第一位女钢琴家，而他们的爱情却始终不渝。时至今日，从舒曼灵台上的那尊雕像我们仍可以看见，她坐在他的脚边赞美着他。舒曼和瓦格纳、柏辽兹、肖邦以及李斯特等人一起在音乐浪漫主义的熔炉里接受了考验。在1840年结婚之前，他从来没发表过钢琴独奏曲以外的东西。可是，在那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在克拉拉的帮助下写出了连篇歌曲集《诗人之恋》，还有那首让人无法抗拒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接着他又写出了四部交响乐、一首大提琴协奏曲（那是后古典时期的第一首此类作品）、一部歌剧、一首弥撒曲、一首安魂曲和许多别的作品。舒曼与克拉拉的爱情历久弥坚，而他总是对她有一种过分炽热的迷恋。克拉拉所不知道的是，这实际上是抑郁症的一种症状。舒曼徘徊在激昂与抑郁之间，还时不时地陷入瘫痪般的迟钝状态。
他的记忆力日趋衰退，因此被赶下了杜塞尔多夫管弦乐队及合唱团音乐总监的位置。克拉拉又一次怀孕了，而他却时常陷入痛苦之中。悲剧已经无法避免，克拉拉说：“我所有的幸福都跟他一同死去了。”尽管舒曼的作曲方法还有不少缺陷——举例来说，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就觉得自己必须重写他的几段交响乐——但却从未有人质疑过他在音乐史上的枢纽地位。在交响乐的发展历程中，舒曼在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之间担任了承前启后的角色；在浪漫曲方面，他又充当了舒伯特和理查德·施特劳斯之间的桥梁。要是没有舒曼，音乐的发展就会出现停顿。勃拉姆斯对舒曼无比崇敬：其他交响乐作曲家以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为追求目标，而他却推崇舒曼那四部交响曲，并且娶了舒曼的寡妇克拉拉——他说他爱她“胜于世上一切人、一切事物”——使自己陷于不义。
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1857-1934）称舒曼为“我的偶像”，俄国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也把他当作自己的榜样。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1867-1957）始终将舒曼的作品作为自己的保留曲目，认为它们本质上十分有趣，在艺术上又十分重要。让人不解的是，今天所有人都在为莫扎特诞生250周年激动不已，能记起舒曼逝世150周年的人却寥寥无几——而舒曼的死却是音乐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各地关于舒曼的纪念活动寥若晨星，就连离他出生地最近的城市莱比锡以及他最后的居所杜塞尔多夫也不例外。也许我们不该抱有这样的天真愿望。用长相不堪的舒曼来推销软糖绝对不如用莫扎特的效果好，他的音乐也不像莫扎特的音乐那么入耳。莫扎特让人大赚其钱，舒曼却让人联想到自杀。他的所有作品都涌动着黑暗的潜流，就连《诗人之恋》也不例外——尽管他写作这些曲子时心情很好。跟所有真正的浪漫主义者一样，舒曼和海涅都无法把爱与死亡区分开来，他们的悲剧命运在他们如日中天时就已注定。舒曼在爱与死亡之间进行着无比病态的转换，要想赞美他并不容易。一言以蔽之，舒曼的问题在于疯狂。
我们害怕那些行为出轨的创造者，不管是雨果·沃尔夫（1860—1903，德国作曲家）那样的作曲家、拜伦那样的诗人还是凡·高那样的画家。我们不敢走近他们，只能远远地观望。这样一来，我们就无缘领会本真的艺术，无法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靠公共喜好过活的艺术家和乐团不敢在舒曼去世150周年的时候演出他的作品，这一点可以理解，而他们也肯定会在2010年——舒曼诞生200周年——大肆庆祝。那些策划人员、形象设计师和售票员的行为都无可厚非。然而，对舒曼逝世150周年避而不理将是一次可怕的浪费。我们将由此失去一次挖掘人类深层体验的机会。与此同时，这种局面也意味着华而不实的悦耳曲调再一次战胜了人类文明的丰厚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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