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毛泽东派老警卫去学习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老警卫员们被毛泽东派去学习或到战斗部队。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和警卫班冒着风雪严寒，来到了陕北最大的商镇——瓦窑堡。
毛泽东和警卫班住在临近中山街的陕北边区银行的院子。院内有四孔窑洞。大家打扫了西南角的两孔窑洞，一孔作毛泽东的办公室，一孔作他和贺子珍的宿舍。
这时侵华日军已经差不多占领了中国半壁河山。面对日本人在华北的疯狂侵略和战争叫嚣，蒋介石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为此，党中央在8月1日曾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由于日军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全国的政治形势处于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关头，为此，毛泽东及时提出：“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培养干部，成为主要的一环。”为了适应这个转变，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有马列主义水平的干部。
1936年春天，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傅钟来到毛泽东的窑洞，谈起了红军大学招收学员的事情。
在谈话中，陈昌奉站在旁边。毛泽东看了他一眼，沉思了一会儿，对傅钟说：“我们总部有一些老兵，都是经过长征考验过的好同志，把他们送到你那里学习好不好？”
傅钟连声说：“欢迎！欢迎！”
陈昌奉以为毛泽东只是随意说的，并没在意。谁知几天后一个早晨，他给毛泽东打了洗脸水，正要出去时，毛泽东忽然叫住他说：“陈昌奉，送你到红军大学去学习，你高兴吗？”
陈昌奉没马上回答，心却突突跳起来，自己从小就给地主放牛，没读过书，跟在毛泽东身边认了一些字，但没上过学，现在他要像父亲一样送自己上学，自然十分想去，可一想去学习就要离开他，又怎舍得离开呢？毛泽东见陈昌奉沉思不语，又问了一句：“想通了吧？”
“我，我还是不去，主席！”陈昌奉断然地说。
“为什么呢？”
“没什么。就是不愿离开你！再说，跟着你还不是一样学习吗？”陈昌奉说。
毛泽东走到他面前，把手轻轻搭在他的肩上说：“你坐下。”自己也坐了下来。然后，他温和地说：“你看，我们的根据地一天天在扩大，各种工作都需要干部，需要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你跟我五六年了，没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现在应该到学校系统地进行学习。学习好了以后，出来为党更好地工作，我也很高兴。你说对吗？”
说完，毛泽东看着陈昌奉，等他回答。
“可是，我走了，你的生活怎么办？”
毛泽东笑了，告诉他说：“那没有问题。你走了，组织上会派别人来接替你的工作。”
就这样，陈昌奉去学习的事就算定下来了。
毛泽东送给他两个本子和两支黄杆长城牌铅笔说：“这是给你学习用的。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休息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玩。”
陈昌奉没有说话，含着眼泪，拿着本子和铅笔就跑了。
就这样，陈昌奉去了红军大学。
不久，警卫班的黄亚堂、王七九、曾先基等人，组织上也做了安排，不是被派去红军大学学习，就是派去战斗部队，担任排长、指导员。
随后，有关部门从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等部门选调了李久长、白海山、肖仲曾三人进入毛泽东的警卫班，其中李久长为班长。
在此之前，政治保卫大队到达吴起镇后，吴烈等人随邓发、黄克诚等人去红15军团参观，随后留在该军团第78师工作。12月中旬，政治保卫大队在陕北张村驿改编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营，龙开富出任营长，下辖4个警卫连。
毛泽东一行化装成生意人，要去做一桩秘密的“大生意”
193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为促进抗日运动高涨，红军主力打到阎锡山缵治的山西去，进行东征。
在东征出发前，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负责后方工作的周恩来把西北局保卫队选调过来，改编为警卫连，随毛泽东出征。为此，他与警卫连连长魏文建专门进行了一次谈话。
周恩来说：“这次东征，山西境内有十几万大军拦阻我们的抗日去路，沿河一带的深沟高垒，日夜都有敌兵把守。这次主席一路，只有几百人，他的安全就交给你们警卫连了！”
“我会想好如何保护主席的。”魏文建说。
接着，周恩来明确地对魏文建提出要求说：“主席每到一地，你都要先看好地形，派出警卫；主席住处周围要布好明岗和暗哨，确定好抵抗线，一旦有战斗，警卫连就能马上进入战斗。”
魏文建表示说：“请相信我们警卫连！”
周恩来放心了。
红军出动了。蒋介石闻讯，急忙派出10个师前去协同山西“土霸王”阎锡山对红军进行拦路堵截，一时之间，山西境内烟尘滚滚。
1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毛泽东带着一百来号人马，向着延安东北方向的清涧出发了。魏文建率警卫连沿途布置了警戒。毛泽东身边只有一个警卫班、秘书黄有凤、几个机要员和一部电台。
因为刚过旧历年，西北的天气还十分寒冷，山沟还铺着一层厚厚的积雪，寒风刺骨。毛泽东只穿着一件青布棉大衣、一双旧棉鞋，拄着一根树棍走在队伍前面。走了约30里路的光景，队伍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小山沟里休息。
趁着这个空当，毛泽东把警卫班和其他随同人员集合拢来，然后，站在一块小坪上发表动员讲话。他说：“我们这次出发，是为了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呢？今天不讲，以后你们就会知道。”毛泽东卖了个关子后，接着说，“今天我只向你们讲两件事：一是要注意保密，’不要说我们是中央红军，也不要说我是主席。如果有人问我们到哪里去，就说是去做买卖。刚才毛泽民同志（陕北根据地贸易局局长）不是前面走了吗？他就是专门搞买卖的。要是老乡问我是什么人，就说我是你们的老板好了。我们做的是一桩大买卖。不过，我这个老板，不是想啥时涨价就啥时涨、想涨多少钱就涨多少钱的那种没人管得了的奸商哕！”
毛泽东的话又让大家大笑起来。警卫连一些战士笑着说：“嘻嘻，咱成商号保镖了啊！”
“让你保镖就保镖吧，跟着这样的大老板，还怕没油水啊？”其他人打趣说。
毛泽东似乎听见了这些话儿，笑着说：“油水肯定是有的，阎老西早就准备好了大礼单。不过，大家要搞好群众关系，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多调查了解群众情况，多向群众宣传……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份大礼单全部收下。”
他讲完话后，“商队”又开始往前行进了。
毛泽东的话生动有趣，叫大家难忘。但这次到底有什么大军事行动，这支队伍做的是什么“大买卖”呢？毛泽东卖了关子，就是他的警卫班长李久长也不知道。
这支百余人的“商队”，晓行夜宿，跋山涉水，一直向东北方向行进，越走，越接近黄河。2月6日，他们到达离黄河不到半天路程的一个山村——清涧县的袁家沟。当晚下了一场大雪，“商队”暂时住下来。
次日，毛泽东带着警卫班亲自去了黄河边进行视察。
“商队”在袁家沟住下后，没有再走了。每晚，毛泽东在窑洞里研究渡河东征的作战计划。随后，东征军总司令部在延川县清水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彭德怀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没多久，红15军团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打了个漂亮的胜仗，切了阎锡山追军的“尾巴”。
阎锡山受到红军的重击，只好向南京发电报一个劲儿地告急。而蒋介石派来增援山西的10个师呢，5个师还在正太路急急赶路，另5个师也才由风陵渡北渡黄河。两支大军企图截断红军东征军的退路，与阎锡山主力形成钳击之势。
4月底，毛泽东尚在河东等待红军主力，离从风陵渡渡河北上之敌先头步兵师很近了。为了避免在渡河前与敌纠缠，延缓整个西渡计划，毛泽东便给敌先头师师长写了一封信，首先对他晓以民族大义，指出国共两军一兵一枪的损耗，都是我国国防力量的损失，接着宣传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政策，然后警告他：“必须现地停止，不准再向前移动，以免被歼。”
敌先头师师长开弓不放箭，乖乖地遵守了毛泽东的“命令”，没再向前推进。
5月1日至5月5日，红军主力和毛泽东率领的总司令部人员先后在铁罗关至永和关一带渡口从容渡过黄河，胜利地返回了陕北。
随后，特务营在延川交口镇与独立团合并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团，特务营改编为第1营。
吴吉清一看回到毛泽东身边不可能了，禁不住难过起来。毛泽东笑着说：“他们来了，你不愿意走，他们咋办？”
毛泽东率“中路军”回师陕北，在回瓦窑堡的路上，经过延川县杨家圪台时，停留了五六天，为即将在太相寺召开的重要会议做准备。
在此期间，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随同毛泽东和总司令部行动，负责毛泽东和总司令部的安全。一天下午，‘保卫局局长把当过排长的保卫局警卫员贺清华叫去，认真地问道：“我们准备调你到总司令部给首长当警卫员，你愿意吗？”
贺清华是去年10月才参加红军的，但前年冬天就入了团，还是区团支部书记，不仅练就一手好枪法，而且一贯组织性很强。此刻，他回答局长说：“没意见，调哪儿都行。我服从组织分配。”
局长笑着说：“调你去的地方很好。你去了，一定会很满意。”
他有意识地把“很满意”三个字说得很重。贺清华说：“没有别的，我服从。”
“那就这样定了！”局长交代说，“你回去收拾一下，马上到总司令部报到。”
贺清华回到住处，收拾好背包，告别战友，就去了总司令部。
总司令部就几间窑洞，也没传达人员。贺清华一进院，总司令部特派员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边帮他放下背包，边笑着说：“贺清华，你来得好快啊，调你给主席当警卫员了。”
此时，陕北根据地主席很多，有区主席、乡主席、党中央主席、苏维埃政府主席……贺清华于是问道：“我是给哪位主席当警卫员？”
特派员先是一怔，接着哈哈大笑，然后严肃地说：“给毛主席当警卫员！”
“给毛主席当警卫员？！”贺清华惊喜地叫出了声，“好啊！我给毛主席当警卫员，好啊好啊！”
随后，他随特派员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特派员把贺清华介绍给毛泽东的警卫班长李久长。
就这样，贺清华进了毛泽东的警卫班，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警卫生涯。
第二日早晨，贺清华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见到了他。毛泽东仔细问了他的情况，然后说：“我这里的事很简单，你一学就会。”又说，“我这里还有一个警卫员，叫白海山，也是陕北人，瓦窑堡的，跟我几个月啦。你不知道的事情可以问他，他会告诉你的。”
谈话之后，贺清华从窑洞出来，回警卫班的路上，边走边想：毛主席和自己原来想象的“大官”，完全不一样啊！平易近人不说，还说自己当他的警卫员是“帮助工作”哩！想着想着，他对毛泽东在心理上一下子就亲近了许多。
回到班里，贺清华就问李久长：“我应该为毛主席做些什么事情？”
李久长先拿起一个旧脸盆，告诉说：“每天早晨主席起床之后，用这个脸盆，给他打一盆洗脸水。”接着，又拿起一个旧饭盒说：“主席和我们一样，吃大灶。每次开饭的时候，你用这个饭盒，给他打一份饭菜。”随即，用另一只手拿起一个行军水壶说：“每天打饭的时候，你用这个水壶，记住给主席灌一壶开水。”最后说：“日常工作就是这些。除此之外，就是主席临时交办的一些事情。还有就是随同主席外出，保卫他的安全。”
5月11日，毛泽东离开了杨家圪台，警卫班的李久长、白海山、肖仲曾、贺清华四人也跟随着他，前去延川县的太相寺。
太相寺会议后，在警卫班的护送下，毛泽东来到了瓦窑堡，与先期到达瓦窑堡的周恩来、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等人会合。
在太相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总结了东征的经验。周恩来讲了争取驻扎在陕西的张学良东北军一致抗日的问题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还报告了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的好消息。当初，张国焘硬率红四方面军南下，果如毛泽东所料，撞得头破血流，被迫放弃川康计划，并于3月份开始北上，己到达甘孜一带。而蒋介石置日军在华北于不顾，又调集16个师另3个旅重兵，准备对陕甘苏区发起新的“围剿”。这次会议部署了西征行动。红军决定向西进攻，扩大陕甘宁根据地，向南打通与红四方面军和红2、6军团的联系，迎接他们来陕北根据地发展。
5月19日，毛泽东送走了西征军。
这时，外出执行任务的吴吉清终于从乡下办完事赶回来。当他听说毛泽东回瓦窑堡已经好几天了，急忙跑去看望他。
可当时正巧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在里面谈话，急忙退出来，想在外边等一等。不料，他开门时毛泽东就已看见了，大声而又急切地喊道：“吴吉清！”
吴吉清听见叫自己，急忙走回来，进门后给毛泽东敬了个礼，问候他的近况。毛泽东让他坐下，还起身给他倒了一碗开水，关心地说：“你跟我多年了，我看你也到红军大学去学习吧。”
吴吉清做管理工作，就深感文化低的难处，心想有个学习机会再好不过了。可还没来得及回答，毛泽民就笑着对毛泽东说：“你走后，他就被分配到我们国民经济部工作了。”
“唔！”毛泽东立刻端详着吴吉清的打扮说，“我还不知道呢。”接着问道，“做什么工作呀？”
“管理工作。”吴吉清站起来回答。
毛泽东立即以手示意他坐下，接着问道：“什么职务呀？”
吴吉清看了看毛泽民，不好意思地说：“管理科长。”
“管、理、科、长。”毛泽东一字一顿地说，“嗨，还是个小小的官呢！管理工作很重要，你一定要想办法做好。”
吴吉清一听，学习的机会没了，再回到毛泽东身边更不可能，禁不住难过起来。毛泽东看出了他的心思，笑着说：“他们来了，你不愿意走，他们咋办？”然后安慰说，“我们并没有离开，不是还在一个院子住吗？你只要有时间，就来这儿玩好了。”
吴吉清连连点头答应，和毛泽东握过手，敬了礼，才依依不舍地向外走去。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警卫班随着毛泽东翻山越岭，7月3日，到了下一个目的地——保安城。
毛泽东住在小石山下的窑洞里，一排五孔窑洞，除他的办公室和寝室外，警卫班、担架班、特务班也都住在此。
10月底的陕北，天己很凉了。毛泽东每天都要询问朱德、贺龙、刘伯承他们行军的情况，计算他们到达保安的时间，甚至一天要问好几遍。警卫班因此常常跑到小石山上，焦急地向远处眺望。
一天，贺清华兴奋地告诉大家说：“朱总司令今天要到达保安啦！”
没一会儿，李久长就喊：“集合！”随即，战士们跟随毛泽东前去保安城北门外迎接朱德等人。
毛泽东和朱德见面，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握了很长很长时间，互相问候。周恩来和其他人也走过来，一一与朱德、贺龙等人握手、问候。
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中，警卫班和其他战士簇拥着毛泽东、朱德等人，穿过欢迎群众的行列，往保安城内走去…
从此，朱德和毛泽东又在一起了。
朱德等人到达保安后，党中央对张国焘采取了“治病救人”的方针，让他继续担任军委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并为总政委。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陕北形势大好。蒋介石十分恐慌，紧急调动30个师逼近潼关，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指挥东北军、西北军进攻红军。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已经完全不愿打内战了。见苦劝无用，12月12日，张学良派出自己的警卫营，开着几辆汽车到华清池，把蒋介石和他的卫队人员一起武装扣押，然后发出抗日救国“八大主张”通电。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毛泽东闻讯，紧急派警卫班去通知大家开会。很快，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张国焘等人带着警卫员急急赶来，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会上，党中央决定“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7日，周恩来等人到达西安，与张学良面谈。
在毛泽东等人的指导下，周恩来等人经过面对面的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
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在临行前，他对张学良、杨虎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由此，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即将步入一个崭新的局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1月4日，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保安，经过四天的长途行军，到达了延安。
随后，中央领导机关也由保安迁到了延安。
毛泽东住在凤凰山村的李家窑洞。这是平地箍起来的石窑洞，一排四孔，坐北朝南，东起一、二、三孔是相通的，右边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左边是他的书报室，中间的一孔用木墙隔成两间，外间是会客室，里间小一些，有一仅能睡下两人的小炕，贺清华和另一个警卫员邵清元住在里边。第四孔窑洞住的警卫班。外边还有一间小平房，住着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罗瑞卿。
谁知一到延安，小黄马就病死了。它从井冈山开始就跟随毛泽东，长征这么艰苦都没死，这次却死了。毛泽东得讯后，交代马夫王天相说：“小黄马对革命有功。它死了，你们不要剥它的皮，也不要吃它的肉，要完整地把它掩埋好。”
毛泽东对自己骑过的马有感情，对人更有感情。春节过后没多久，从管理科调到中央机关合作社当主任的吴吉清突然患病，并且病势一发不可收，越来越重。起初，吴吉清还以为是水土不服，认为不要紧，挺住坚持工作。可毛泽东好几次见他红涨着脸，走路也不太稳，就催促他：“到医院去看看。”
吴吉清满不在乎地说：“不要紧，过两天就会好的。一到医院事情就多了，没病也会憋出病来。现在工作忙，离不开，等两天再说吧。”
谁知“等”到第五天下午，他竟发高烧到39.5℃，浑身的毛孔像被蜡打住了一般憋得难受，一躺下，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毛泽东见他病倒了，又是疼爱又是责备地说：“强汉抗不过病，你不信医生还成？随即，叫来钟福昌给他看病，打针吃药。
第二天，吴吉清的病仍不见好转，钟福昌见病势严重，立即向毛泽东汇报说：“吴吉清可能得了伤寒，要赶快住医院。”
毛泽东听说吴吉清得了伤寒，立即让钟福昌陪着，并叫来警卫班战士丁兆祥和钟永和，让三人立即把吴吉清抬去水沟坪红军野战医院。
到了医院，钟福昌给吴吉清挂了急诊号。医生确诊后，说：“吴吉清从得重感冒转变成了重伤寒。”
由手重伤寒是传染病，容易感染别人，吴吉清当即被安排住进了医院隔离间。
第二天，毛泽东和谢觉哉一同来看望吴吉清。吴吉清见他们百忙中挤出时间来看自己，十分感动，可又生怕传染他们，几乎是哀求地说：“你们不要再来看我！”并避开呼吸，不和他们面对面说话。
可他越是这样，毛泽东和谢老坐的时间越长，又是鼓励他如何同病魔作斗争，又是交代护士、医生要勤加看护。这使得吴吉清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这次病魔缠上吴吉清后就不走了。他在医院住了七八天，不但不见减轻，反而更加重了，体温从39.5℃升到40℃，还出了头，浑身烧得像火炉子一样，嘴唇干裂，舌头像火燎过，一昏过去，往往就是好几个钟头，且昏迷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逐次延长。
第十天下午，谢老和往日一样，又来看吴吉清。谁知原来躺在病床上的已不是吴吉清，而是另一个新患者。医生说吴吉清已经死了，在太平间。
谢老大吃一惊，赶紧来到太平间走到吴吉清跟前，拿起他的胳膊摸着脉，一下，两下，……脉虽很微弱，但还在跳动着。谢老立即走了出来，找到医院院长，把这个情况告诉他。院长并不知道已经把吴吉清抬进了太平间，立刻叫人当着谢老的面把吴吉清从太平间抬了出来。
谢老批评主治吴吉清的医生说：“病人还有脉，出着气，你就把他抬进太平间去等死，你这个医生的革命人道主义哪里去了？”
医生慌了神，结结巴巴地说：“医院缺少强心剂和氯霉素。没这两种药，他就没治，我也是不得已。”医生涨红了脸说。
谢老不再理会他，转身对医院院长说：“请王斌医生组织人，马上抢救吴吉清。”随后，给毛泽东打电话去了。
毛泽东听到这个情况，很着急，也很生气，在电话里对谢老说：“应该告诉他们，不管是马夫，还是伙夫，凡是经过长征的，都是党和红军的财富。一定要医院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吴吉清，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都要把他抢救过来，并且治好。”
毛泽东还交代说：“需要的药，我马上叫钟福昌去找，一会儿就送到。”
放下电话后，他也急匆匆地赶去医院。
毛泽东一到，钟福昌拿着那两种药也赶到了。
就这样，在毛泽东和谢老的关怀下，经过王斌医生和其他人员的奋力抢救，吴吉清度过了生命垂危的休克关。当他醒过来，看见毛泽东和谢老静静地坐在自己身边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事后，保卫部门对把吴吉清送进太平间的医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他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军统特务。谢老生气地说：“立即把他关起来，毙了。”
在医生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吴吉清一天天好起来，饭量也逐日增加了。出院后，他对人说：“我能够从太平间里出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是主席和谢老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合影的时候，毛泽东问：“龙开富怎么没来？我们等等他吧
1937年3月，驻防在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团团长朱水秋接到彭德怀的命令，调第1营前去延安，负责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
接到命令后，朱水秋寻思说：“调到延安去，一定得是精兵强将！”便将第1营第4连的少数战士调到第2营，再从第2营抽调一些党员和经过考验的战士补充到第4连和第1营其他三个连，结果，全营60010以上的战士都是党员。他还不放心，又把团里的武器进行了调整，给第1营补充了最好的枪支。
4月16日，第1营营长谢国文、政委严雄率部由云阳镇出发，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长途行军，23日上午，到达了目的地——延安。
他们抵达延安时，这边一切迎接的准备都做好了。官兵直接开至城内钟鼓楼西面的操场，举行全营军人大会。
朱德和军委秘书长谭政亲临会场。朱德对朱水秋说：“我们一看望远道而来的战士们，二宣布特务团第1营改编。”
在洪亮的军号中，谭政站上临时搭起的高台，大声宣布：“第1营改编为中央军委警卫营。”会后，部队驻扎下来了。
过了一两天，谭政来了，召集全营排以上干部开会。会上，他具体提出了保卫党中央的要求，同时宣布把军委通讯连、警卫团第2连（前身为原特务大队）和机枪排调归中央军委警卫营建制。这样，军委警卫营下辖6个连和1个机枪排，共900多人，隶属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
随即，全营开始担负警卫延安的任务。军委警卫营的组建，大大增强了延安城的保卫力量，成为捍卫党中央安全的劲旅。
延安成为党中央的驻地后，各路人马纷纷汇聚到延安。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战事渐渐停息，延安也出现了一片轻松景象。
5月1日，当初在井冈山的一些老战友们聚集一起。因为是五一劳动节，于是大家相约去拜见毛泽东。
其中有毛泽东的老警卫员杨梅生、当初警卫连的罗荣桓、张宗逊等人。众人见着毛泽东，在谈话中，有人提议说：“主席，我们井冈山下来的同志们一起合个影。”
“好啊！”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随即，贺清华叫来了摄影师。当摄影师架好照相机时，大家迅速站好了。毛泽东一看龙开富没来，问道：“龙开富怎么没来？”
有人说：“他可能上山开荒去了！”
毛泽东忙说：“大家等一等吧，把他叫回来。”
李久长立即跑去叫龙开富。龙开富听说毛泽东叫他，立即把镢头一放，跑下山去，跑得一身汗，满身泥土，来不及洗脸换衣服，就赶到了窑洞前。毛泽东亲切地说：“快过来，大家都等着你呢！”
龙开富来了，众人又迅速站好，一起和毛泽东合了一张难忘的照片。
龙开富后来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视之为宝贝。龙开富对人说：“工作中有了困难，我看看这张合影，就会增添克服困难的力量和勇气；工作中取得了成绩，再看看这张合影，就会找到差距，就会看到更多的工作等着自己去做。”
有人问：“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看见了照片上毛主席那熟悉的目光。”龙开富回答说。
确实，对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来说，那熟悉的目光，就是一种鞭策、一种鼓励、一种关爱，催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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