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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PK台总是把话语权交给笑到最后的人。二十年前，在深圳火车站和一群年轻的民工一起，扛上150斤的玉米包搬来摔去的那个33岁的“不像民工模样”的人，今天把他开心的笑容印在一本大32开本的传记封面上。
他就是王石。就连当年被在住地楼下电器修理店顺口叫上跟他去搬运玉米的那个18岁的农村少年，也早已经跟王石混得有头有脸的了。
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
1983年，王石32岁了。
他还在彷徨。怀揣一颗“法国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翁于连一样的个人拼搏的野心”，窝在广东省外经委，每天工作，读书，学英语，日子平淡无奇。但是，他“不甘平庸”，“好表现”。不过，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以后他“表现的舞台”有如此之大。
1983年春天，王石的岳父在深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住过的东家夫妇，来广州探望岳父，这一对从前多少有点土气的农民夫妇带来的不只是他们家的土产，而是他们身上的“洋气”：丈夫穿着台湾产的浅灰色夹克，老婆烫了个大卷发。没有这样的样板更说明问题的了：转瞬之间，深圳到底发生了什么？王石要去看看。
1983年5月7日，在王石的生命中是一个重要的标记。这一天，他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当他看到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般的深圳，“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上来，手心汗津津的”，强烈地意识到这块尘土飞扬的土地孕育着巨大的机会。
一切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开始了
第一个站点，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简称特发）。
但是，做什么呢，不知道。
一天，王石去蛇口的路上，看见高高耸立着几个白铁皮金属罐，那里面储藏着玉米。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需要大量的玉米。广东不产玉米啊，经打听，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其中来自东北的玉米却不是直接从东北运来的，因为解决不了运输。
神秘的命运开始造化王石了。
他找到正大康地，说他能解决运输，他可以组织来玉米，“你们要不要？”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
第一单，一个大单。
不过，王石还并不知道东北和深圳之间的运输情况，是巨大的诱惑使他硬着头皮往前闯。
经过两三通打问，确定了广州海运局的海运。
于是，玉米生意开始了。
特发公司立即设立了一个“饲料贸易组”，组长王石，独立核算。
玉米到了，“饲料组”需要一个组员。楼下的无线电装配车间，拉出来一个又瘦又小，像个童工的小伙子，他叫邓奕权，他成了王石的第一个员工。
第一次30吨的玉米生意成交。
王石在自行车后座上夹了两个条纹塑料口袋，去到养鸡公司。
“我来收钱。”他向养鸡公司的袁经理扬了扬手中的编织袋。
“发票呢？”袁经理问。
发票是何物，王石不好意思问，但他立刻想到，无非就是收款证明一类的东西。
王石回到特发公司，对财务部的小张说，“给我开个收款证明！”
暨南大学财会大专班的毕业生不懂“收款证明”。
“你就写收到谁多少钱，特此证明。就行了。”
小张一边嘟噜着“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证明”，一边照办。还加盖了财务章。
再骑上自行车，后座还是放着编织袋，特发公司饲料组王石组长又到了养鸡公司。对袁经理说，“给，发票。”
袁经理笑得呛了喉咙，一边咳嗽一边带王石“参观了发票的真面目”。
“他们要发票。”王石又是回到特发的财务室了。
“早开好了，我还纳闷不开发票怎么能收到钱。”小张说。
再次来到养鸡公司财务室，王石“彻底糊涂”了：塑料袋仍然没有用处，却拿到两张一模一样的薄纸——银行转账单。
特发公司财务室的小张告诉王石，这个转账单就是钱，如果对方账上有钱的话。
用王石的话说，在这两来两往的经历中，他“深刻感受到业务知识的贫乏，尤其财务方面，更是个门外汉。”“从那以后，我每天下班无论多晚，都要看两个小时财务书。还学着记账，下月初跟财务的对照。三个月后，我阅读财务报表没有障碍了。”
今天，“房地产教父”面对巨大的成功和名望，如此讲述他跌跌撞撞的第一步。而在那个时代，很多“第一桶金”的传奇剧都有这样一个相似的脚本。
暴利时代的不正当竞争
进口贸易的好时光是短暂的。
1985年，国务院对计划外调汇和机电产品进口进行全面清理，银行收缩银根，进口电子器材、影视器材市场出现萎缩端倪。但市场仍然显示着一定的利润空间，很多经营商还沉浸在供不应求的假象中。
但王石已经感觉到了危机。展销中心新签的2万台放像机合同，45天后到货。这时，王石通过渠道了解到同行的进货情况：同一时期，其它公司共有5万台到货。
7万台同时到货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前景？王石判断一定会立刻滞销，价格会直线下降。退货是不可能的。怎么办？
这时，王石所做的对策，成为他后来在各处演讲一再提到的，创业初期的“不正当竞争”的案例。
他叫来广告投放部经理，口授了一则声明，内容如下：由于台风原因，本展销中心的放像机无法按预订时间送达客户，为保证履行合同，急购放像机2万台。
这一则“求购信息”刊登在当时的广州两家主要报纸上。同时，当天的报纸正好也刊登着放像机的“售卖广告”。
广告后，放像机便向展销中心涌来。王石叫他的技术部组织了4个小组验收。而这些前来出售的放像机，除了个别小数量的，大多是期货。期货当然不要！一定要看到放像机才签合同。这样一来，展销中心并没有购进放像机，其零售价却上升了200元：市场稳住了。
接下来，王石做的是：迅速走货，不惜亏本。他想的是：溜得越快损失越少，而资金回笼后去做新生意，把损失夺回来。
不过，现在，已经练成了中国最知名企业家的王石反思他早期的贸易生涯说，一是那时的超高利润是不合理的，二是说明他“也曾惟利是图”。
王石的公司在不断发展。在那个年代，不断调整的宏观政策，有时就是企业的生命线。而王石总能及时感觉到春江水暖。
1986年，深圳市颁布“国营企业股份制试点暂行规定”。他偶然看文件的影印件，立刻坐不住了。1988年11月21日，一个名叫“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它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叫王石。
与此同时，万科进入房地产开发
此后，万科的路子与众不同。很多企业都在“多元化”的时候，王石开始卖掉万科蒸馏水公司、零售公司、拍电影的公司、做广告的公司、做商业礼品的公司，最后做成一个专业房地产公司。公司业务遍及全国十多个大城市。
“超过25%的利润不做”，这一命题以其不符合人们意识中的资本本性而令人感兴趣。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特别是在1992年，对处于暴利时期并且接下来还有相当长一段暴利期的房地产企业来说，超过25%的利润常常是可能的，在现实中万科如何取舍，这个命题放在今天也仍然是尖锐的。
2006年2月20日晚，王石的全国巡回演讲来到成都，本刊记者以这个问题相问，他的回答，除了一个成功的企业需要公众的信任，需要追求公平的利润，还说道，市场也是公平的，暴利是不能持久的，甚至从长远看，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按照王石的表述，他跟各地政府的关系，亦诱人想象。他向媒体声明，从来没有向公务员行过贿！记者问，如果你的“不行贿”理念，与追求利润相矛盾呢？王石简单地回答，“不行贿也可以获得利润！”
王石提出过“反对暴利”，并且具体到“利润超过25%的不做”；王石提出过“公益事业无止境”，并且把公益与他的公司和他的探险等个人行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连串他津津乐道的案例；提出过“关注普通人”，他把“普通人”定义为，“不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的白领、蓝领、自由职业者和工商业主”。
借着推广自传《道路与梦想》的名义，他在十个城市反复宣讲“做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这个观念甚至超前于公众对企业的期望；王石正在提倡“关注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环境”，称接下来会与多个城市的政府合作，“开发廉租房”。并宣布2006年，万科成立的第一个基金将用于“古民居住宅的保护”。
王石的话语是不断升级的，而“2006版”已经上升到现代公司文化的最高平台。如果对照中国房地产界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任志强对公共领域的发言——“品牌就是暴利”、“只考虑给富人建房”、“禁止炒房就是违宪”，以及“城市功能穷人与富人应该分区”等等，可谓鲜明的对台戏。
毫无疑问，王石，或者万科，这回又得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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