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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资治通鉴》，案例教学
【人物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感动中学生一生的事件】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在编写过程中，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历史评价】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不仅赞扬了每个皇帝做了好事的一面，也指出了他们残酷镇压老百姓、迷信荒唐的一面。对于当今的各级领导者来讲，《资治通鉴》是本极好的案例教学参考书。它总结了数千年的荣辱兴衰，是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无法比拟的。
朱熹：完成理学，集注四书
【人物简介】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晦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县）。南宋儒家学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闽学”的创始人。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播海外，朱熹著作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除《四书集注》外，当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
【感动中学生一生的事件】
朱熹使宋元理学，发展到了顶峰。他提出了著名的几个论点：
1.理气论：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方面构成一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原上说，理先于气而存在，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由理气论引申到理事论，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事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认为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虽无形迹，但却包含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朱熹又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一分殊”的思想，他把“理”之全体称为“太极”，这个太极就是一，是宇宙的本体；就每一事物来看，它们都完整地禀受了这个理（太极）人微言轻自己的本性，就像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却完整地映现在每条江河之上。
2.心性论：朱熹曾认真地研究了《中庸》关于“已发”、“未发”的思想，以及二程以来诸儒对此问题的讨论，其观点在四十岁前后有所不同，前期认为“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这个思想是受到胡宏的影响；后期则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已发”、未发提心理活动的不同阶段或状态，并以“未女”为性，“已发”为情。在心性论方面，朱熹提出了重要的“心统性情”的理论，这是他对张载思想的发展，认为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体用的总体。对“性”的概念，朱熹又区分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层面，前者指人禀理而生、专以理而言、纯粹至善的性；后者指人禀气而有形的、有清浊偏正善恶的性，这是他对程颐思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朱熹又提出了“道心”、“人心”的范畴，认为道心即“天理”，恶的人心就是“人欲”。
3.认识论：朱熹发挥了《大学》关于“格物致知”的思想，对“格物”的解释，朱熹认为，一是“即物”即接触事物，二是“穷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极”即穷理至其极；对“致知”的解释，朱熹认为是“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即扩展、充广知识，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结果。总的说来，朱熹的理论是对程颐“格物穷理”认识论的发展。朱熹为了发挥其思想，提出《大学》篇中缺失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于是还专门作了《补格物致知传》。与认识论相关的，在知行观上，朱熹提出子“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知的目的在行，即实地践履，若想践履，必须先知，不过朱熹也强调知和行不能偏废，“知行学相须”；与传统儒家的观点一致，朱熹的知行观主要强调的也是道德的践履问题，而不是认识的来源问题。
4.功夫论：在修养功夫方面，朱熹主张“主敬涵养”，他不仅发展了程颐“涵养须用敬”的思想，也吸收了程门弟子及他自己的修养体验。朱熹的“主敬”理论突出强调了“未发”，即人在无所思虑及情感未发生时，仍须保持一种收敛、谨畏和警觉的知觉状态，最大程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这样就可以涵养一个人的德性；此外，朱熹也注意人在动的状态中的“主敬”，这是贯穿于“未发”和“已发”、知和行的全过程。而人们学习和道德修养的目的，朱熹认为就在于“存天理，去人欲”。这一结论一方面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在伦理学上则有用理性原则；来作为社会普遍道德法则的意义。
在经学方面，朱熹有许多著作，如：《易》有《周易本义》、《易启蒙学》、《蓍卦考误》、《易传》、《古易音训》、《损益象说》、《易答问》、《朱文公易说》等；《书》有《书古经》、《书传缉说》、《书说》、《文公书说》、《书经问答》等；《礼》有《仪礼经传通解》、《仪礼经传图解》、《朱子井田谱》、《札记辩》、《仪礼经传通解续》、《朱子礼纂》等；《孝经》有《考经刊误》、《考经存异》；《四书》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论孟精义》、《中庸辑略》、《大学集传》、《大学详说》、《大学启蒙》、《论语要义》（两种）、《论语训蒙口义》、《论语详说》、《孟子集解》、《孟子问辨》、《四书音训》等。以上还是不完整的统计，但仅从以上这个书目就足以说明朱熹在经学上的成就。在这些著作中，影响最巨的无疑当推《四书集注》。自元朝中期后，此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一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朱熹于《四书》几乎用了他毕生的精力，他早年着力于《论语》、《孟子》，晚年尤工于《大学》、《中庸》，辨析毫厘，远在《易本义》和《诗集传》（这两书也为明清科举功令）之上。至于对《大学》分经传、补“格致”，那是出于其经学中的“宋学”之主观立场，此点虽有论辩之余地，却也属可以理解的举措。
朱熹治经，艰苦重汉唐注疏，又不一味推尊，其方法如其在《论语训蒙口义》中所说的：“本之注疏以通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自义理之学兴，学者多以为得孔孟不传之统，对汉儒经注颇为鄙薄，朱熹认为这是不恰当的。所以，他努力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这是朱熹对经学的一大贡献。正如钱穆指出的：“朱子于经学，虽主以汉唐三注疏为主，亦采北宋诸儒，又采及理学家言，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些其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惟郑玄堪在伯仲之列。惟两人时代不同，朱子又后郑玄一千年，学术思想之递衍，积愈厚而变益新。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
朱熹一生著述极丰，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者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并非溢美之虚语。朱熹著作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除《四书集注》外，当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
【历史评价】
朱熹是一个理学、教育、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一生著述宏富，门徒众多，对中国古代教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实践上贡献甚巨，而且理论上建树亦高，他将北宋以来的理学教育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诠释，使得理学、教育、哲学更加体系化、细密化。
郭守敬：黄赤大距，制授时历
【人物简介】
郭守敬（1231-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中国元代的大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在大都（今北京），郭守敬通过三年半约二百次的晷影测量，定出至元十四年到十七年的冬至时刻。他又结合历史上的可靠资料加以归算，得出一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5日。这个值同现今世界上通用的公历值一样。晚年，郭守敬致力于河工水利，兼任都水监。至元二十八至三十年，他提出并完成了自大都到通州的运河工程。
【感动中学生一生的事件】
郭守敬从小就受到祖父郭荣的熏陶，对天文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更喜欢制作一些小型简易的测量仪器。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在当地己小有名气。
公元1250年，19岁的郭守敬开始崭露头角，在水利方面初露锋芒。
在邢台城外有一条河。河泥长年淤积、河堤滑落，致使河道堵塞。此地原有的一座桥被洪水毁于一旦。桥身被冲走，桥墩淹没，呈现出一片**之态。不仅交通不便，还水灾不断。由于弄不清桥址原来在哪儿，又找不到合适的建新桥之处，许多建桥高手都只能摇头兴叹。
郭守敬深为家乡的父老们忧虑。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郭守敬毅然站出来，要为家乡父老们将这桥重新架起来。尽管郭守敬在当地己小有名气，可许多人还是不敢轻易相信眼前这个年轻的后生小子。但是，郭守敬并不在意人们猜疑的目光。他不辞辛苦，冒生命危险在滚滚洪流中搜寻，在陡峭的两岸河堤上查找，终于找到原有河道和桥墩遗址。他立即组织邢台人民清除淤泥，疏通河道，修筑堤岸。然后反复勘测，精心设计，很快建成一座坚固而又美观的石桥。从此，郭守敬名扬天下。
当时的著名学者张文谦在郭守敬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他。后来见郭守敬才智超人，越发赏识他。公元1260年，这位当时的中书丞巡视大名、彰德等地。他深知这些地方的水利建设一直不好，经常洪水泛滥，弄得民不聊生。于是他便邀请郭守敬一路前往。郭守敬是个闲不住的人。一路上认真勘查水域，细心观察地形，描绘图纸，整理资料，真可谓废寝忘食。张文谦看在眼里，赞在心上。一到上都，便向元世祖忽必烈举荐郭守敬。忽必烈一向比较赏识张文谦，而且也深为河南、河北的连年大水所头痛。一听郭守敬对这方面颇有研究，立刻传令召见。
忽必烈与郭守敬一谈，不禁大为赞叹。郭守敬侃侃而谈，对答如流，为忽必烈提出6条治水建议。忽必烈龙颜大悦，立刻让他负责各路河渠的修整管理事务。郭守敬不负众望，着手主持修缮河南、河北的河道，其精神都快赶上古代的大禹治水了。以后，他又曾主持整修由于战乱破坏年久失修的西夏的古灌溉渠道，疏浚了400里的后来渠和250里的汉延渠等80余条渠。《宁夏新志》评价说：“逮今西坝桥梁，尚其遗制，工作甚精。”
公元1292年，天大旱。元大都饮水吃紧。不仅城内就连城外都很难找到好的水源。文武百宫为此忧心忡忡，因为皇上己经两次为此事大发雷霆了。这一天早朝之上，忽必烈刚一坐上龙椅便问：“众位爱卿，可曾为解决大都吃水紧张的事想出办法了吗？”
怕什么有什么，众位大臣正为此事担心，没想到忽必烈这就问下话来。一时，面面相觑，无人敢搭话。
忽必烈见半晌无人回音，大怒。一拍龙书案喝道：“你们吃国家的俸禄，难道就不知为国家效力办事吗？不能办事，我要你们这些蠢才有何用？！”
此时，有一人突然站列出班，跪倒磕头道：“皇上息怒。”
忽必烈一看是张文谦，便问道：“莫非张爱卿想出解决的办法了么？”
“非也。”忽必烈刚要发怒，却听张文谦继续说道，“不过，臣保举一人，只要他一出马，保证大都再也不会出现吃水困难的事。”
“噢，你这一说，我倒也想起他了。我真是糊涂，怎么把他给忘了呢？好，就派他去吧！”说完，忽必烈便悠然地退朝回宫，众大臣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
你道忽必烈与张文谦二人所说是谁？正是曾任过副河渠使、都水少监、都水监，直至工部郎中的郭守敬。郭守敬受命之后，二话没说，立即到大都周围的各州县进行勘察。他不辞辛劳，几乎走遍了大都周围的所有州县。最后终于找到了水源。他发现昌平县东南神山，也就是现在的凤凰山山麓的白浮泉，即现在的龙泉。此泉水清、量大，解决大都饮水应该没问题。假如是别人，一定会欣喜若狂，即刻将水以最近的渠道引到大都，以博得皇上的嘉奖。但是郭守敬不这样，他没有直接引水向东南，直入大都，而是将水引向西。大都之内，焦渴难耐。忽必烈闻听此事大怒。但是当他将郭守敬召入宫中，听完他的陈述，不禁暗暗心折。
原来，沿西山一带还有许多分散的小泉。白浮泉之水虽可解大都一时之需，只怕难以维持千秋万代。郭守敬想，不管怎样这都是一项耗费人力、物力的大工程，何不一次就做得更好一些呢？于是他决定科学疏导，不把水引向东南，而是引水向西，将西山分散的小泉也聚集起来，然后折向南，沿西山东麓，注入瓮山泊，即今昆明湖前身。再接梁河，即今长河，引入大都，蓄积于积水潭，即今什刹海。工程并不就此完结，而是再将积水潭的水引向东南，接通州高丽庄，和大运河衔接，不仅抗旱而且防洪。
在郭守敬的带领下，大都军民只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这条长达160里的运河。大都人民再次喝到清凉的泉水，全城一片欢腾，都从心里感谢郭守敬。
郭守敬不仅是卓越的水利学家，而且还是杰出的天文学家。
公元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修订历法，由郭守敬实际负责。当时有人主张在历代历法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也就可以了。但这决不符合郭守敬那种治学严谨的态度，他不为别人的冷讽所动，潜入藏书阁，细心研究两汉以来70多种历法，决定有取舍地继承并发展其中有创建的13种。
由于原有的天文仪器早已陈旧不堪，测量数据非常不准，郭守敬便自己动手制做新的测量仪器。他亲自设计创制出的天文仪器有：简仪、仰仗、立运仪、证理仪、泻天象、窥几、星晷等。《元史》记载他创制的天文仪器：“皆臻于精妙，卓见绝识，盖有古人所未及者。”
准备工作就绪之后，郭守敬就在大都城东修筑司大台，主持了一系列天文观察工作。取得两项重大成就，即对“黄赤大距”宿距度的测定和新历法“授时历”的编订。
作为13世纪我国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在机械工程、地理学、算数诸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他的丰功伟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山”。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把他们发现的4颗行星中的一颗命名为“郭守敬星”。
郭守敬的故乡邢台人民更没有忘记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如果你去邢台，就能看见邢台人民为纪念郭守敬而为他塑的铜像。
【历史评价】
郭守敬活了八十六岁，一生从事科研活动，对我国古代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德国的传教士汤若望，看了郭守敬制造的天文仪器，称他为“中国的第谷”。第谷是丹麦的天文学家，制造过多种天文仪器，不过，他比郭守敬晚了三百多年。郭守敬在数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创造了一种算法，能计算球面三角形；他的“平立定三差法”，是一种高等级数的运算方法。这种方法，在欧洲又过了四年，才由著名科学家牛顿和莱布尼兹研究出来。
朱棣：雄才大略，《永乐大典》
【人物简介】
朱棣（1360—1424年），明成祖永乐皇帝，是明朝第三个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洪武三年（1370年）封为燕王，镇守北平。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他出兵攻伐元残余势力乃儿不花获得全胜，得到太祖的嘉奖。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病死。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即惠帝。用齐泰、黄子澄策，下令削藩。朱棣以“清君俺”除去齐泰、黄子澄为由，起兵“靖难”。自建文元年（1399年）起，经过4年内战，攻陷京师，夺取帝位。
【感动中学生一生的事件】
明成祖的一个重大历史贡献就是修纂《永乐大典》。
朱棣不但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政治家，而且勤于读书。即位之初，他便感到天下古今的事物分散记载在各书之中，很不容易查看，遂命大学士谢缙组织儒士，编成一部像探囊取物那样考察方便的大类书。他从编纂目的到方法都有明确交待：“凡书契以来经史百家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集为一书，毋厌浩繁。”他心中的蓝图是，编纂一部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种类最全、质量最好的大型图书。
参加修纂的均是全国的一流人才，由学术大师姚广孝为总裁，包括名儒、名士、名医、名僧等，共计2169人。后勤安排得很周到。礼部负责在全国选拔抽调人员，从各地收集所需图书。光禄寺则负责修纂人员的食宿。在修纂过程中，明成祖经常检查、督促，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有一次，他发现宫中所藏图书不够用。他说：“世人家稍有资产的，都想多买书，朝廷怎么可以缺少图书呢？”于是，他命礼部派通晓图书典籍的有才之士，到全国各地去搜购图书。不问书价，多贵也买。这一次大规模地购书，对高质量地完成本书的修纂，起了关键作用。
次年十一月，初稿进呈，朱棣赐名《文献大成》，看后感到此书不大全面，遂命重修。
前后共经4年奋战，到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编辑完成。进呈后，朱档为这部亘古未有的巨帙之书题写书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序文。序文说，该书“始于元年之秋，而成于五年之冬，总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其中包括几例、目录共60卷）。所辑图书上自先秦下至明初约八千种，成书后装订成11095册，计370，000，000余字，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最大类书，为保存我国古代文化做出了贡献。
《永乐大典》内容博奥，汇聚和记录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经验、知识和智能，被学者称为“宇宙之鸿宝”，堪称人类文化史上的丰碑。其篇幅之大，搜写之广，缮写之工整，装潢之精湛，当为世界上罕见的珍品。
《永乐大典》修成后，一直收藏在南京文渊阁的东阁。永乐十九年（1427），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迁都北京，大概就在这个时期，《永乐大典》随之运到了北京，以后长期贮藏在宫城内的文楼。而《永乐大典》原稿则存放在南京文渊阁，明代中期毁于火。
由于卷帙浩繁，难以刊刻，大典修成后仅缮写一部。一百多年过去，嘉靖三十六年（1557）某日宫中火灾，三大殿被火烧毁，火势危及文楼。嘉靖皇帝“好古礼文”，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经常有一二帙放在书几案头供查阅。闻听宫中起火，嘉靖皇帝一夜之间连颁三道谕旨抢救《永乐大典》。火灾之后，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
因此《永乐大典》问世后，仅备正副两部。但600年间，《大典》屡遭厄难，正本在明末即已下落不明，流传于世的副本，久经沧桑，忧患频仍，清乾隆时已佚失2400余卷，至光绪二十年（1894），《永乐大典》只剩下800余卷。1900年，最后的厄运降临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与东交民巷毗邻的翰林院成为战场，玉石俱焚，藏书四散，侵略者对《永乐大典》肆意抢掠，甚至代替砖块，构筑工事。《永乐大典》几乎丧失殆尽，幸存之书被肆意抢掠，运往英、美、日、法、德、俄等国，作为古董收藏或辗转贩卖。这不仅是中华民族永远的创痛，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悲剧。
【历史评价】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篡的一部大型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全书正文22877卷刚愎自用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宋元以后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编纂《永乐大典》是朱棣对中华文化的重大贡献。
王阳明：创立心学，知行合一
【人物简介】
王阳明（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阳明子是他的别号，浙江余姚人。早年于浙江绍兴县东南会稽山阳明洞侧筑室而居，故学者称阳明先生。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中进士，从此走入仕途，历任刑部、兵部主事。他学识渊博，于诗文、经史、兵书、术数、佛道、百家之书无所不读，因而成为一位具有文韬武略的全才，在中国历史上，以文人而善于用兵，身兼哲学家、军事家于一身的伟大人物，独王守仁一人而已，可以说是千古奇才。
【感动中学生一生的事件】
王守仁在学术上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和南宋陆九渊合称陆王学派，与程（程颢、程颐）朱（熹）学派并立，其学说比程朱理学空谈“天理性命”更简单易行，被统治者誉为“学达天人，才兼文武”的“真儒”。
王守仁认为，“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以为“良知”即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确立了心学理论体系，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他倡导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强调“言行一致”，“笃实躬行”。心学的最终完成是“致良知”说。
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形象地体现在与朋友的一番对话中。一次，王守仁和他的朋友出去游玩，朋友指着山中的花树问他：“你说‘天下无心外之物’，此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也有关连吗？”王守仁回答说：“你没有看到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看到花时，则花的颜色也鲜亮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典型地说明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现点。
在政治思想方面，王守仁以“存天理，灭人欲”原则为指导，要求“行法以振威”。他强调刑罚是“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顽梗强横，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容纵盗，益长刁顽”。同时强调要以体现为封建礼义的“良知”治心，德刑并用，宽猛兼施，做到既“破山中贼”，又“破心中贼”。他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防“犯罪”。
王守仁因反对朝廷宦官，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在此任上，他捕获一个强盗头目。在审讯时，强盗头目说：“我犯的是死罪，要杀要剐，随你！我知道你是大学问家，别和我谈道德良知。我们这种人从来不信这个。”王守仁说：“好。今天我们不谈道德良知。不过，天这么热，在审案前还是把外衣脱了吧！”强盗头目说：“好！”脱去外衣后，王守仁又说：“还是热，把内衣也脱了吧！”强盗头目便又脱了内衣。王守仁更进一步说道：“干脆我们把裤头也脱了吧！”一听说要脱裤头，强盗头目赶紧说：“这可使不得！”王守仁当即诱导：“为什么‘使不得’？这是因为在你心中最后还剩有那么一点羞耻感。像你这样十恶不赦的家伙，我照样可以和你谈‘道德良知’！”强盗头目心诚口服，便将自己的罪行如实供出。
王守仁不是军事家，但其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又非一般将帅所及。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宁王朱濠场起兵，争夺皇位，发生叛乱。宁王反叛后，朝野震惊，许多将帅都束手无策。这时，王守仁挺身而出。王守仁所率的只不过是金陵城附近州县的衙役兵勇，甚至一班刚被招安的土匪流寇，然而王守仁却用这支队伍无往不胜，四十天竞大功告成，一时被誉为“大明军神”。一介儒生，指挥千军万马若提笔研墨，令人叹为观止。
【历史评价】
王守仁是明代大思想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作为一代宗师，他的心学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作为其心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美学，高扬人格精神，强调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具有典型的体验性质。可以说，王守仁的美学就是体验美学，正是这种体验美学，使王守仁在中国哲学和美学发展史上具有了一种独特地位。
乾隆：十全老人，《四库全书》
【人物简介】
乾隆皇帝（1711—1799年），姓爱新觉罗氏，名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于雍正十三年即位，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十五子颙琰，自己成为太上皇。在位共六十年，是中国封建史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仅次于祖父康熙帝，而且是寿命最长的皇帝。
【感动中学生一生的事件】
清代统治者自入关后很重视搜集和编纂古代典籍，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编修书籍很多，到乾隆年间，清朝进入鼎盛阶段，国家富足，社会也较为安定，为更大规模的书籍编纂工作提供了条件。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帝谕令全国各省官员广泛搜集前代遗书和本朝人的著作。谕令下达后，安徽学政朱筠于十一月提出了搜访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一是抓紧搜集罕见的旧刻本和抄本；二是充分利用皇家藏书，公布内廷藏书目录，并组织人员从内廷收藏的残本《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三是著录与校勘并重；四是对于金石、图谱，也要留心搜集。朱筠的建议引起乾隆帝的重视，交军机大臣讨论后决定：选派翰林官员开馆编辑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与各省采进的书籍，成书后总名《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馆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正式开馆，馆址设在北京东安门外的翰林院。四库全书馆设有正、副总裁，总纂官、总阅官、总校官、纂修官，以及提调官、监督官、监造官等。在前后九年时间里，正式任命的纂修官员先后共计三百六十人，此外还征用了大量的抄写人员和勤杂人员。四库全书馆里聚集了当时全国最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人才济济，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纪购、戴震等人。
纪购是直录献县人，才思敏捷，学问渊通，自开馆时就担任总纂官，与修书活动相始终，对《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出力最多。全书的体例、分类和各种类中书籍的排列次序等都是由纪购一手确定。他把一生精力倾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之中，编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成为目录学史上总结性的著作。由于他在编纂《四库全书》工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和表现出的卓越才华，纪昀被人称作“一代文宗”。
充任纂修官的戴震是极负盛名的汉学大师，皖派领袖，负责辑校《永乐大典》中的佚书和校勘古籍。他的学问根基深厚，馆中其他人遇有疑难，经常向他求教，他总是竭诚相助。戴震在馆数年，晨夕披捡，辑出久已亡佚不传的《算经五书》，并且校订整理了《水经注》、《仪礼集释》等大量古籍，为《四库全书》的修纂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积劳成疾，戴震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于馆中逝世。
为了编纂《四库全书》，清廷进行了大规模的征集图书的工作。自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1772——1778年），乾隆帝多次下诏访求图书，还特别宣布：凡进献书五百种以上者，奖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一百种以上者，奖给《佩文韵府》一部；还将在被收录的图书的提要里记上藏书者的姓名；进献图书特别名贵的，皇帝将亲自在书上题诗，用后尽快送还。由于朝廷的不断督催和各地官员的努力，各地征集到的图书总数达一万三千多种，有许多是举世罕见的珍本秘籍。这些书籍大部分征自文化特别发达的浙江地区，当地的一些著名藏书家，如扬州马裕、宁波范懋柱等人，进献图书都在六百种以上。这样一次规模空前的征集图书活动为《四库全书》的纂修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材料。
在征集到的大量图书中，包括一部分不利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字，特别是明清之际的一些野史稗乘，颇多“违碍悖逆”之词。乾隆帝征集图书，修纂《四库全书》，目的在于巩固其统治，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乾隆谕令四库馆和各省官员，一定要趁此征书之机，大力查禁一切违碍图书，尽数销毁。其时文字狱正盛，各处官员对禁书之令不敢怠慢，于是在征书的同时，又大肆收缴禁书。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而且查禁的范围不但包括明末清初的稗官野史，还包括许多学士文人的文集、笔记、奏疏以及剧作曲本，甚至一些宋、元时代有关抗击辽、金、元兵的作品也遭到毁禁。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根据乾隆帝的指示，对许多古籍中一些“违碍”的章节、段落和字句进行了削删窜改，使得一些珍贵典籍面目全非。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第一份《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正式修成。这部巨大的丛书集古今图书三千五百多种，共计七万九千余卷，内容包罗万象。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分类，共四十四类，其中十五类下又分为六十五属。其基本分类为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共十类；史部，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文类、诏令奏义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共十五类；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共十四类；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典类，共五类。所收书籍不但包括一般著术，还包括一部分丛书以及如《册府元龟》和《佩文韵府》这类的巨型类书和工具书。
在编纂过程中，《四库全书》的编者为收入全书和未收而存目的书籍共一万零二百余种撰写了提要。每篇提要都开列书名、卷数、采进来历，考证作者名号经历，介绍书籍的性质与内容大要，评论其得失利弊，说明其流播影响。这些提要由纪昀编排统稿，按《四库全书》的部类次序编辑成书，这就是《四库全书总目》。由于各书提要均出自渊深学者之手，概括明晰又常有独到见解，再配合以《四库全书》严密精致的分类框架，所收书目又数量宏大，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因而成为我国目录学中最高成就之作，对后世的学术影响巨大。《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最初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由内廷刑刻，后来民间依殿本翻刻，得在全国广泛流传。
《四库全书》郑帙浩繁，编成后仅抄写了七份，各装订成三万六千多册，分别贮于北京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官文溯阁和杨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抄成后又多次重校、补校。后来由于战乱，文源阁本、文汇阁本和文宗阁本都荡然无存；文澜阁本毁损过半后补抄完整，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现在分别珍藏在杭州、台北、北京和甘肃兰州。
【历史评价】
“经、史、子、集”四个部类，是我国古代图书的分类法。《四库全书》便是依此分类编纂的我国文化史上最浩大的一项工程。它集我国古籍之大成，给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发起编纂《四库全书》是乾隆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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