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钱钟书的猫及其他

1949年夏末，正在沪上的钱钟书和杨绛收到了清华大学的聘书。杨绛在《我们仨》中回忆说：“一九四九年夏，我们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于八月廿四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廿六日到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
回到母校的钱钟书与大名鼎鼎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邻，两家各自养了一只猫，有时难免争斗，爱猫如命的钱钟书便亲自上阵帮忙。关于此事，杨绛在文章中随手记下，惟妙惟肖又妙趣横生：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之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打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钱钟书小说《猫》中的第一句话）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梁思成与林徽因对此有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但后来此事在坊间却越传越神，据说最后两家因此而失和。恰好钱钟书写过一篇名为《猫》的小说，主角“李太太”是一名高朋满座的沙龙女主人，客人中则有爱慕女主人的诗人，政论家马用中，亲日作家陆伯麟，作家曹世昌等各色人物，钱钟书在小说中极尽了讽刺挖苦之能事。于是人们据此判定钱钟书此文是影射梁氏夫妇以泄私愤，而小说里的人物也被一一对号入座。无独有偶，1930年代初林徽因的福建老乡冰心曾写过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有人考证小说中那位“太太”的原型就是林徽因——这篇《猫》由此也被称为清华版《我们太太的客厅》。
其实人们误解了钱钟书。钱氏夫妇1949年8月底到清华园，1952年秋搬到新北大的中关园，“打猫事件”肯定发生在这个时间段，而《猫》又写于何时呢？
作家吴泰昌在《我认识的钱钟书》中对此记得清清楚楚：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健吾先生和同在上海的郑振铎先生（西谛）共同策划出版大型文学杂志《文艺复兴》，至1946年1月创刊，在这几个月内，西谛先生和他分头向在上海、南京、重庆、北平的一些文友求援。《围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约定的。健吾先生说，……西谛先生和我向他索取《围城》连载，他同意了，并商定从创刊号起用一年的篇幅连载完这部长篇。但在创刊号组版时，钟书先生却以来不及抄写为由，要求延一期发表。同时，他拿来短篇小说《猫》。这样，我们在创刊号发表《猫》的同时，在“下期要目预告”中，将钱钟书的《围城》在头条予以公布。健吾先生说，这是想给读者一个意外，也是为了避免作者变卦。
显然，小说是在1946年1月之前完成的，刊于李健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创刊号。也就是说，这篇小说在钱钟书夫妇到清华教书的三、四年前就公开发表了，与“打猫时事件”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是不是影射梁思成和林徽因，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也没有资料证明1946年以前两家有过什么交往或过节。况且这篇小说还是林徽因的密友李健吾经手发表的，后来钱钟书将其收入小说集《人·兽·鬼》时，李还亲自写了一则书讯，对其大加褒扬——如果此文确是影射林徽因，估计李健吾不可能如此大度。
林徽因研究学者陈学勇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也认为《猫》文并非影射梁氏夫妇：“把公众敬仰的梁思成、林徽因歪曲、丑化成小说里的李先生、李太太，固然于梁、林无多大伤害，反令钱钟书自己有损，聪明的钱钟书如何肯为此下策呢。”但他同时也分析说：“《猫》的典型化手法，取沙龙女主人身份，已成误导，他未必没有半点后悔，悔其顾此失彼，轻率孟浪。”
至于钱家这只猫的最后归宿，杨绛在《我们仨》中也有所交代：“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猫儿。钟书和阿瑗（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周末陪我回旧居，捉了猫儿，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儿。我只觉猫儿在袋里瑟瑟地抖。到了新居，它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
当然，这已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