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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于1920年曾来过中国。可到中国后生了一场大病。病后，他拒绝任何报人的采访，一家对此很不满意的日本报刊谎登了罗素已去世的消息，后虽交涉，他们仍不愿收回此消息。
    在他回国的路上，罗素取道日本，这家报社又设法采访他。作为报复，罗素让他的秘书给每个记者分发印好的字条，纸上写着：
    “由于罗素先生已死，他无法接受采访。”

哲学家尼采对女性特别仇视，他一生不接触女人，曾经这样说过：“男子应受战争的训练，女子则应受再创造战士的训练。”又说：“你到女人那里去吗？可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
    英国哲学家罗素对尼采的哲学极为不满，挖苦他说：“十个女人，有九个女人会使他把鞭子丢掉的，因为他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才要避开女人啊！”

施莱艾尔马赫，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他的神职工作做得尤其出色。有人称颂他和他的布道具有少有的广泛性，他的教义宣讲能吸引社会各个阶层的广大听众，不仅有大学生，还有妇女和各级官员。
    对此，施莱艾尔马赫解释说：“我的听众确实由学生、妇女和官员组成，学生们来是为了听我讲道，女人们来是为了看学生，而官员们来则是为了看女人。”

德国哲学家A·叔本华某年住在法兰克福的旅馆出租套房里。紧靠旅馆有一家小饭馆，他常去那里吃饭，那也是英国军事人员常去的地方。
    一个饭店侍从目睹了一件有趣的事：
    每次饭前，叔本华总要把一枚金币放在自己面前的桌上，饭后又把金币收回自己的口袋里。
    有一天，这位侍从忍不住问这位哲学家在干什么。叔本华解释说：他每天在心里与那些军官们打赌，只要他们哪一天会除了马呀、狗呀、女人呀之外还能谈点别的话题，我就把金币放进教学的施舍箱去。

庇希特拉图是希腊有名的哲学家；
    人们问他：“真理在哪里？”
    庇希特拉图说：“还要说吗？真理无所不在。”

有人问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你和平庸人有什么不同？”
    “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而我吃饭是为了活着。”哲学家回答说。

戴奥珍尼斯是古希腊有名的讽刺哲学家。有一天，他来到柏拉图家中。他从不穿鞋，两脚很脏，就这样在柏拉图的地毯上来回走动，并说：“我在践踏柏拉图引以为荣耀的东西。”
    柏拉图说：“这倒是真的，可是我得到了更大的荣耀。”

古希腊时期造就了许许多多的智者和名人、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雄辩家和演说家。狄摩西斯就是一颗灿烂星辰，和他匹敌的另一个雅典人是福西昂将军。他俩不仅才气相当，辩力相当，而且所持论点总是相左。因此，他们的遭遇总能给人带来智慧的享受。
    一次，两入争得不可开交，狄摩西斯批评福西昂说：“无论何时，只要当雅典人怒火中烧时就会杀掉你。”
    福西昂则说：“可一旦他们头脑冷静时，就会对你绝不客气。”

一个边远省份的读者给法国哲学家、作家伏尔泰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表示仰慕之情。伏尔泰回了信，感谢他的深情厚意。从那以后，每隔10来天，此人就给伏尔泰写封信。伏尔泰回信越来越短，终于有一天，这位哲学家再也忍耐不住，回了一封仅一行字的信：“读者阁下，我已经死了。”
    不料几天后，回信又到，信封上写着：“谨呈在九泉之下的、伟大的伏尔泰先生。”
    伏尔泰赶忙回信：“望眼欲穿，请您快来。”

休谟去逝前不久还出席过一次晚宴。宴会上一个客人抱怨世界充满了敌意，人跟人之间的对立太深了。
    老哲学家颇不以为然。“不，并非如你所说。”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看，我以前写过能引起敌意的各种题目。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还有宗教的，可除了辉格党人、托利党人以及基督教徒以外，我却没有任何敌人。”

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休谟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他晚年退休后，每年还能拿到1000英镑的退休金和印书稿费。
    他在爱丁堡图书馆做管理员时写的《大不列颠史》是一本重印多次的畅销书。周围的人劝他再写续集，一直写到当代。哲学家摊开两手说：“你们已经给了我太多的荣誉，先生们，但我不想再写了，理由有四点：我太老了，太胖了，太懒了，太富了。”

英国哲学家、诗人贝恩斯在泰晤士河上看见一个富翁被人从河里救了起来。那个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富翁的穷人，竟只得到一个铜元的报酬。围观的人被这富翁的吝啬激怒了，要把他再扔到河里去。
    这时，贝恩斯立即上前阻止，说：“放了这位先生吧，他十分了解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