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朋友请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看戏。这位朋友声称这戏是自己的新作。戏开演之后,斯特林堡越看越不是滋味,他发现,这个戏从人物到情节,正是他从前想写而没来得及写出来的一个戏,不久前,他曾向这个朋友谈过他的构思。
    戏散场后,这位朋友谦虚地向他征求意见,斯特林堡平静地说:“这正是我想要写的戏,看来,这是我们英雄所见略同啊!”

一次,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正在发表演讲,一个矮胖的人走到讲台上来,指责诗人的演讲有极大的偏见,最后嚷道:“我应当提醒你,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
    马雅可克夫斯基看看了那人同自己的距离,跨前一步,用赞同的口气说:“不错,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

有一天,马雅可夫斯基在路上见到有个头戴小帽的女人,把许多人集在她的周围,用各种各样最荒谬的谣言来诬蔑、中伤布尔什维克,马雅可夫斯基很生气,当即用有力的双手分开人群,直扑到这个女人跟前,抓住她说:“抓住她,她昨天把我的钱袋偷跑了!”
    那女人惊慌失措,含糊地嘟哝着:“你搞错了吧?”
    “没有,没有,正是你,偷了我25卢布。”
    围着那女人的人们开始讥笑她,四散走开了。人们走光以后,那女人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对马雅可夫斯基说:“我的上帝,你瞧瞧我吧。我可真的是和头一回看见你呀!”

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15岁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常常把“十月革命”亲切地抒写为“我的革命”。
    有人刁难他,说什么:“你啊,在诗中常常写我、我、我,难道还称得上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诗人吗?”诗人幽默地反唇相讥:“向姑娘表白爱情的时候,你难道会说我们、我们、我们爱你吗?”
    有一次朗诵会上,马雅中夫斯基朗诵自己的新作之后,收到一张条子,条子上说:“马雅可夫斯基,您说您是一个集体主义者,可是您的诗里却总是‘我’、‘我’……这是为什么?”
    马雅可夫斯基宣读了条子后答道:“尼古拉二 ...

克雷洛夫生活很贫寒。一次,他的房东与他签订租契,房东在租契上写明假如克雷洛夫不慎引起火灾,烧了房子必须赔偿15000卢布。克雷洛夫看后,没提出异议,而提笔在15000后又加上两个“0”,房东一看,惊喜地喊道:“怎么150万卢布!”
    克雷洛夫不动声色地回答:“反正我也赔不起。”

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作起诗来没完没了,从不知厌倦,可他十分憎恶任何无聊的应酬和闲扯。
    在一次社交聚会上,一位先生很不知趣地就勃朗宁的作品向他提了许多问题,勃朗宁既看不出问题的价值,也不知道他到底用意何在,便觉得十分地不耐烦,决定一走了之。于是,他很有礼貌地对那人说:“请原谅,亲爱的先生,我独占了你那么多时间。”

英国诗人、讽刺作家理查德·萨维奇在伦敦曾一度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由于缺乏食物,他病得很厉害。幸亏医生医术高明,才得以康复。
    医生一次次送来催索诊费的账单,萨维奇都无法偿付。最后,医生急了,亲自来到他的家里,对他说:“你知道,你欠了我一条命。我希望你有所报答。”
    “是的,”萨维奇说,“我欠你一条命,为了证明我对你的诊治不是无所报答,我将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说着,萨维奇递给医生两卷书:《理查德·萨维奇的一生》。

但丁在一次参加教会的仪式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以至在举起圣餐时竟忘记跪下。他的几个对头立刻跑到主教那里告状,说但丁有意亵渎神圣,要求予以严惩。在宗教统治的中世纪这一罪名可非同小可,何况他还是个反教皇党人。
    但丁被带到主教那里,他听过指控以后,辩解说:“主教大人,我想他们是在诬篾。那些诋毁我的人如果像我一样,把眼睛和心灵都朝着上帝的话,他们就不会有心神东张西望,很显然,在整个仪式中,他们都心不在焉的。”

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丁被恩格斯说成“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处于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但丁并不超然,他深深地卷入政治斗争,曾在他的保护人坎·格朗德的宫廷里住过一段时间,不过他们的关系并不真正融洽。宫廷里另外一位官员,狂妄无知,却能获得大量的金钱。
    一天,这位官员对世界名著《神曲》的作者但丁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像我这样无知遇笨,却这么得宠而富有。而你学识渊博、聪明非凡,却穷得像乞丐?”
    但丁回答说,“原因很简单:你找到了一位与你类似的君主,要是我也找到一位像我这样的君主时,就会和你一样富有了。”

一位意大利年轻作曲家,有一次请罗西尼听他演奏新作。罗西尼在听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内容是抄袭他的,就一连好几次,把自己的帽子脱下戴上,戴上又脱下。
    年轻作曲家演奏结束后,问他为什么这样脱帽戴帽的。
    罗西尼回答说:“我有个习惯,每逢遇到老相识,总要脱帽招呼一下。”

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旅行时,有个小学生认出是他,抢着替他提皮箱。皮箱的确太破旧了。学生说:“先生是‘大名鼎鼎’的,为什么用的皮箱却是‘随随便便’的?”
    盖达尔说:“这样难道不好吗?如果皮箱是‘大名鼎鼎’的,我却是‘随随便便’的,那岂不更糟!”

契诃夫热爱自己的文学事业,同时又真诚地献身于自己的医生的职业,为穷苦的人们解除痛苦。
    每当有人称赞他的文学作品时,他总是谦逊地回答:“我是医生。”
    他常开玩笑说:“医学是我的妻子,而文学则是情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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