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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费多是法国著名的戏剧家，他成功地创作了许多滑稽作品，《马克西姆家的姑娘》一剧曾轰动一时。但在他刚开始创作时也曾受观众的冷遇。在一个瞥脚的首场演出的晚上，费多混在观众当中，同他们一起喝倒彩。
    “你是发疯了吧！”一个找到他的朋友拉住他说。
    “这样我才听不见别人的骂声，”他解释说，“也不会太伤心。”

有一次，法国的一家报纸进行了一次有奖智力竞赛，其中有这样一个题目：如果法国最大的博物馆卢浮宫失火了，情况只允许抢出一幅画，你会抢哪一幅？
    结果在该报收到的成千上万份答卷中，贝尔纳以最佳答案获得该题的奖金。他的回答是：“我抢离出口最近的那幅画。”

贝尔纳脾气不好，可心地十分善良。曾有个老乞丐摸透了贝尔纳的脾气，每天在某一时间就守在贝尔纳的门口，每次都能如愿以偿。
    贝尔纳实在受不了，可又无法拒绝施舍。终于有一天，贝尔纳从钱包里掏出来的不是往常的小额银币，而是一张大票面的钞票，老乞丐惊喜得不敢相信。
    贝尔纳把钞票放到老乞丐的帽子里，对他说：“我明天去诺曼底，要在那儿耽搁两个月，这钱是预付给你两个月用的，你也有休假的权利。”

有一次贝尔纳说了句俏皮话，把他的朋友们逗得捧腹大笑。一位非常佩服他才华和为人的人恭维他说：“只有你才能说得出如此妙不可言的话来。”
    可是，贝尔纳坦率地告诉他，这句俏皮话是他刚刚从报纸上看来的。
    “是吗？可你说得那么自然，就像是发自你的内心一样。”
    “这一点算你说对了，”贝尔纳得意地说，“不同的是，我把它权威化了。”

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年轻时一直没有结婚。33岁那年，他收到一封从乌克兰寄来的署名为“陌生人”的信，后来他打听到，此信出于伯爵夫人埃韦利娜·韩斯卡之手，从那时起，他们的恋情渐趋浓烈并延续了17年。尽管伯爵本人在1841年去世，韩斯卡夫人直到巴尔扎克离世前5个月才与他正式结婚。
    不知是解释他选择生活方式的原因还是出于幽默，巴尔扎克曾说了这样一句妙语：“当一个情人要比做一个丈夫容易。正如整天卖弄要比偶尔说一句应景的妙语困难得多。”

有一天，小仲马去父亲那里，见父亲正在写作，就问他近况如何？
    “累得要命”。父亲答道。
    “那就休息一下好了。”
    “不行。”
    “为什么？”
    大仲马拉开桌子的抽屉，指着两个路易对儿子说：“我来巴黎时身边有53个法郎，现在手头却只剩下40个法郎。在我没有挣回那13个法郎之前，我必须写作！”

大仲马的作品多曲折感人，而大仲马又多私生子，所以，取笑讥讽他的人，往往把他的作品比作他的私生子。
    最使他头痛的是巴黎统计学会的秘书长李昂纳，这人是大仲马的朋友，每次举统计数字的例子，总是说大仲马的情妇和私生子有多少。
    有一年该统计学会开年会，大仲马估计，李昂纳又要大放厥词，说他的坏话了。于是他请求参加年会，获得了批准，果然不出大仲马所料，李昂纳又举他的情妇和私生子的例子。
    李昂纳报告完毕，请大仲马致词，一向不愿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讲的大仲马，这次却破例登台说：“所有统计数字都是撒谎的， ...

大仲马有一次和一位官运亨通的青年政客发生了争执，两人誓不两立，并同意用决斗来解决问题。
    同他俩坚定地各执已见一样，他俩的枪法又都是出了名的好。在中间人的安排下，他们决定抽签，输者必须向自己开枪。结果是大仲马输了。
    他手里拿着枪，神情严肃地走进另一房间里，随手关上了门。在场的同伴们在焦虑中等待着那一枪响，等了好一会儿，枪声响了。
    对手和同伴向房间跑去。打开房门，只见大仲马手里拿着冒烟的枪，失望地对来人说：“先生们，最遗憾的事发生了——我没有打中。”

有一次，大仲马到德国一家餐馆吃饭，他想尝一尝有名的德国磨菇。但服务员听不懂他的法语。他灵机一动，就在纸上画了一只蘑菇，送给那位服务员。服务员一看，恍然大悟，飞奔离去。
    大仲马拈须微笑，自得其乐，他想：“我的画虽不如我的文字传神，但总算有两下子，行！”
    一刻钟后，那服务员气喘吁吁地回来，手里拿了一把雨伞对他说：“先生，你需要的东西，我给你找来了！”

1842年，按照塞纳省法院的判决，基度山城堡被拍卖了，大仲马不得不告别自己的家园。离别时，大仲马把一只碟子递给一位朋友，碟子里放着两只李子，朋友挑了一只。
    “你把10万法郎吃了。”大仲马叫道。
    “10万法郎？”
    “没错，这两只李子——就是基度山留给我的全部财产……我为这李子付出了20万法郎的代价……”

一个机构请大仲马为一个在困境中死去的人写一篇悼文。大仲马问死者是不是巴黎文艺界人士，回答说：“不完全是，但他也时常在文艺界出入，他是该地区的法警。”
    “安葬他需要多少费用？”大仲马突然问道。
    “25法郎。”
    “这里是50法郎，你拿去吧，可以安葬两个法警了。”大仲马说。

在《基度山伯爵》一书中，大仲马把法国的伊夫堡安排为囚禁爱德蒙·邓蒂斯和他的难友法利亚长老的监狱。
    1844年该书出版后，无数好奇的读者纷纷来到这座阴凄的古堡参观。古堡的看守人也煞有介事地向每个来访者介绍那两间当年邓蒂斯和法利亚的囚室。人们好奇心得到了满足。而看守人则相应地拿到一点小费。
    一天，一位衣着体面的绅士来到伊夫堡。看守人照例把他带到囚室参观。当听完了例行的一番有声有色的独白之后，来访者问道：“那么说，你是认识爱德蒙·邓蒂斯的喽？”
    “是的，先生，这孩子真够可怜的，您也知道，世道对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