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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一次革命行动失败后，转移到上海重振旗鼓，等候时机东山再起。
    有一天，几个革命同志闲来无聊，凑了4个人打麻将娱乐。不巧，被孙中山撞见了。他们自知犯错，一阵惊慌，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
    面对如此尴尬场面，孙中山不但继续叫他们打下去，而且还笑着说：“打吧，打麻将很像我们革命起义，这一局输了没啥关系，可寄希望于下一局，永远充满了机会，永远充满了希望。”

一位小护士第一次奉命给毛主席验血，紧张得不得了。见她如此，毛主席就故意板着脸说：“你这小丫头好狠喔，一声不吭就扎我一针。”
    小护士笑了，紧张的气氛顿时变得轻松愉快。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北京访问。毛主席自信地说：“我们的手握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主席在谈话中巧妙地把蒋介石“拉”入中美间的历史性对话中，他握着尼克松的手幽默一语：“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轻松一语，把中美蒋三方本来很敏感微妙的关系清晰地点化了。
    当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他什么？
    毛主席哈哈大笑，周总理代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
    主席说：“实际上，我们 ...

周总理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以德高望重，幽默风趣著称。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周总理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
    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 ...

50年代，有一次周总理接待了一位美国记者的采访。这位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
    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
    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一次，有个不怀好意的美国记者，挑衅地向周总理提问：“总理 ...

一次，一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其中包括一些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周总理总理负责接待这些贵宾。
    进行了简单的会晤之后，贵宾们被请进了钓鱼台国宾馆享用午餐。席间，周总理谈笑风生，显得很随和。贵宾们看到中国总理如此随和，平易近人，就都没有了初到时的拘谨，大家边吃边聊，气氛融洽。
    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名服务员端上来了一道特色汤菜，可能是他初次为外国贵宾服务，心里紧张，在放菜时紧张得颤了一下手。这一抖，汤中间的那个原本象征吉祥幸福的“卐”标志翻了个个儿，成了“卍”字形，是德国法西斯纳粹的 ...

1972年2月，周总理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当踏上引桥时，尼克松突然问：“总理阁下，请问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多少人经过？”
    “总统阁下，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5个人经过。”
    看到对方发怔的样子，他又自豪地解释说：“每天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的人是工、农、兵、学、商，不是5个人吗？”尼克松听后，连连点头赞叹。

一次，周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我国建设取得的成就。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现在有多少资金？”
    周总理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吗？总共有18元8角8分。”
    当他看到众记者不解的样子，于是又接着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l元、5角、2角、l角、5分、2分、1分，合计为18元8角8分。”

1965年11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定居在上海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八十大寿。周总理在上海展览大厅为她举行了盛大的寿宴。
    寿宴开始，周总理在祝酒词中对她说：“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庆贺40‘公岁’诞辰。”
    在场的宾客都感诧异，斯特朗明明是80岁，为什么周总理却说是40公岁呢。周总理接着解释说，在中国，“公”字是紧跟它的量词的两倍，40公斤等于80斤，因此，40公岁就等于80岁。
    言罢，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斯特朗也会心地笑了。

1922年9月，刘少奇同志领导了安源煤矿大罢工。革命潮流声势浩大，迫使资本家不得不答应谈判。罢工胜利后，在商量庆功大会的标语时，刘少奇说：“我看这一条就写‘工人万岁’吧。”
    一位老工人疑惑地问他：“自古以来，只有皇帝才叫万岁，我们工人喊得起吗？”
    刘少奇说：“喊得，咱们工人还是皇帝的老子哩！”一句话把老工人说糊涂了。
    刘少奇比划着说：“你看看，工人二字合起来是个‘天’，皇帝是‘天子’，不正是咱们工人的儿子吗？”

有一次，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
    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这句话显然是很不友好的。
    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他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以促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
    米高扬果然上钩，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
    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一下子将米高扬置于一种学生的地位。

有一次，周总理总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在我方义正词严面前，对方不但不接受，反而说同我方谈判是“对牛弹琴”！
    周总理总理当即灵机一动，利用对方抛来的词语，将计就计，巧妙地回敬了对方：“对！牛弹琴！”在这里，周总理总理把对方抛来的“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巧妙地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对！牛弹琴！”，从而既摆脱了困难，又迫使对方陷入无地自容的窘境。